中國教育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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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煒:學習型社會進程中高等教育的發展演變
2021-03-02 10:26
中國高教研究
作者:

  摘要

  學習型社會的進程促進了美國高等教育發展演變,成人和職業教育已成為政府政策的重要領域,聯邦頒佈了一系列法案授權予以支持和資助,促進了高校數量增加、種類多樣,規模擴張、結構優化,社區學院發展,高校服務社區職能強化,成人與終身學習普及。建議進一步加強比較研究,增進自信自強,轉變教育觀念,促進成人與職業教育發展,完善終身學習體系,加大教育投入,開闢多元資金渠道,辦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校,為建設學習型社會作貢獻。

  關鍵詞

  學習型社會;終身學習;成人學習;職業教育;美國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指出,“完善終身學習體系,建設學習型社會”。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學習型社會建設步伐加快,應充分肯定成績,認真總結經驗,堅定“四個自信”,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同時,也有必要了解美國及有關國家高等教育在學習型社會進程中的發展演變。

  一、學習型社會的概念與研究背景

  顧明遠先生指出,學習型社會以個體學習、終身學習來追求個體的全面發展,以組織的學習和創新來追求組織的發展,以社會的學習和創新來促進社會的發展;在學習型社會,全體公民都是教育對象,同時也都是學習的主體,應以靈活的學習來追求多樣的發展,以自主的學習來追求內在的發展,各種社會組織都要把成員的培訓和繼續學習納入組織的發展和管理之中。

  伴隨經濟社會對教育和培訓的需求發生變化,美國成人學習(learning in adulthood)和職業教育已成為政府公共政策的重要領域,以促進社會成員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價值的實現,促進可持續發展,但相關概念還有些模糊不清。有文獻回顧性研究了1862年至2014年間聯邦關於成人和勞動力教育(adult and workforce education)的主要法律文件、聯邦政府報告和白皮書等。在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NCES)列出的“聯邦教育法規年表”中可以看到,美國建國後不久,就在1787年頒佈了《西北條例》,授權撥付土地建立學校,鼓勵發展教育。南北戰爭尚在進行時,聯邦於1862年通過《莫雷爾法案》,明確給各州撥付公共土地用於農業與機械學院的建設與運行。1917年的《史密斯-休斯法》授權撥款資助各州的職業教育。1918年《軍人康復法》授權為“一戰”退伍軍人的培訓提供補助金。1944年《退伍軍人權利法案》再次授權為退伍軍人教育撥款。1958年《國防教育法》強調,對國防必需的技術職業(technical occupations)教育提供資助。1962年《人力發展與培訓法》要求對失業人員、在職人員開展新技能和技能(skills)提高培訓。《1963職業教育法》對職教學校、勤工儉學、職業教育的研究和培訓及示範等增加聯邦支持。《1964經濟機會法》授權撥款資助低收入家庭的高校學生勤工儉學,設立工作團(Job Corps)和服務志願者(VISTA)項目,支持在職培訓和社區活動。1966年的《成人教育法》授權撥款給各州以鼓勵和擴大面向成人的教育項目。1984年《珀金斯職業教育法》資助各州促使職業教育成為面向所有人的教育。《1997納税人救助法》將“希望獎學金”(Hope Scholarship)和“終身學習”課税扣除等條款入法。《1998勞動力投資法》將聯邦政府就業、成人教育和職業培訓三者融為一體,使其成為成人和青年勞動力教育活動的一站式服務體系(one-stop system)。2018年《加強21世紀職業與技能教育法》增加聯邦對職業技能教育(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CTE)的年度投資。上述一系列法案的出發點,最初主要是“為滿足國家發展需要”,但後來逐步轉向“強調個人發展需求”,立法思想也從實用主義思潮推動下的“功利主義”,逐步演變為終身教育思潮影響的“人本主義”,調動全社會力量共同參與,服務個人就業和終身發展,注重弱勢羣體的補償教育,成人教育、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都確立了在學習型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此過程中,美國高校提升了創新和變革的競爭力,並在實現學習型社會的目標中取得了一些成功的案例。

  學習型社會的進程引發了高等教育的顯著變化,一是不斷擴大的成人和職業教育市場帶來了新的競爭,高校不再享有對提供高等教育服務的壟斷。二是終身學習幾乎成為所有社會成員一生的必需,這就促使高等教育提升自身的靈活性和響應度以適應廣泛和多樣的社會需求。三是提供教育服務已經拓展到更為廣泛的社會羣體,教與學的方法都需要適應成人學習者,以滿足學習型社會的長期要求。

  可見,在學習型社會進程中,個人和社會的需求更加多元,高等教育多樣性更加凸顯,必須衝破傳統教育的分界,將多種層次、類型、模式和方法的教育融為一體,統籌供給側改革和需求側改革,努力搭建“一個縱向有銜接、橫向有溝通、進出有彈性”的教育結構體系,其中包括正規教育和非正規教育、學歷教育和非學歷教育、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終身教育和終身學習等。與此相適應,美國高等教育的實施主體也呈現出多元多樣,既包括高校,也有非學校教育機構;既包括公立高校,也有私立高校;既包括研究型大學和綜合性大學,也有博雅人文學院和社區學院。

  二、美國學習型社會與高等教育的發展演變

  美國的高等教育起步於北美殖民地時期,是早期殖民者為培養子弟成為神職人員和公務員的舉措,主要是從宗主國引進辦學模式和教學方法。美國建國後,不斷依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創新辦學理念,特別是“二戰”之後,高等教育規模擴大、結構優化、職能拓展,促進了學習型社會的建設,但也有不少問題和教訓。

  (一)高校數量增加與種類多樣

  1636年,哈佛學院成立,又過了57年,北美大陸的第2所高校才建立,直到1769年一共只有7所高校。1800年,全美有25所授予學位的學院,1820年翻了一番,1860年達到241所。到了1910年,美國學位授予高校近千所,1960年超過2000所,1997年突破4000所,在2012—2013學年達到峯值4726所。2017—2018學年,參加聯邦第Ⅳ類財政補助的高等教育機構有6502所。其中,授予學位高校4313所,包括2828所4年制高校、1485所2年制高校;1626所公立高校、1689所私立非營利高校和998所私立營利性高校。另外,還有2189所參加聯邦政府第Ⅳ類財政補助、但不授予學位的機構。需要注意的是,2011年起,奧巴馬政府嚴厲查處私立營利性高校學生債務和招生欺詐等問題,特朗普上任後改變前政府的做法,但效果不顯著。近3年,倒閉的私立營利性高校高達366所。

  2017—2018學年,有1011所高校授予博士學位、1884所高校授予碩士學位、2335所高校授予學士學位、2457所高校授予副學士學位。在4年制高校中,授予博士、碩士、學士學位的高校分別佔到35.75%、66.62%和82.57%。

  (二)學生規模擴張與結構優化

  1900年,美國高校註冊學生(enrollment)23.8萬人。“二戰”後,大量退伍軍人返校和入學,學生人數由1944年的115.5萬人翻番到1947年233.8萬人,其中49.19%是退伍軍人。1974年,學位授予高校註冊學生突破千萬,2018年為1964.59萬人,而參加聯邦第Ⅳ類財政資助的非學位授予機構註冊學生僅36.25萬人,數量和佔比都不高。

  2017—2018學年,美國授予學位近400萬個。(見表1)其中,授予副學士學位增加到101.15萬人,佔比也大幅提高;授予學士學位增加到198.06萬人,佔比雖然下降,但依然最高;授予碩士學位增加到82.01萬人,佔比有所提高;授予博士學位增加到18.41萬人,佔比變化不大。另外,2017—2018學年,參加聯邦第Ⅳ類財政資助的高校和機構頒發學習證書95.47萬個,是1999—2000學年的1.71倍。

  (三)社區學院發展與服務社區

  北美殖民地時期的高校大多都是由社區教會創辦的,學生也主要來自周邊地區,但課程設置卻是傳統和古典的。到19世紀末,為滿足工程師和中小學教師等新興職業的需要,美國政府“在政策和宣傳上都越來越強調高等教育的職業培訓功能”,這種“實用性趨勢”不僅促進了各種職業學校的建立,也直接影響到本科院校的專業設置和課程體系。

  美國社區學院(community colleges)是社區教育和服務的主要力量,具有開展終身教育與促進終身學習的優勢。如學費較低,2017—2018學年,2年制學院學生的學雜費為4年制高校學生的22.22%,加之分佈很廣,學生就近上學,可節省住宿費和餐飲費。同時,社區學院學生也可照常申請獎助學金,入學門檻低,選學課程和學習時長靈活,可全時學習、也可業餘學習,更加適合成人終身學習的需要。

  社區學院有兩大職能:一是提供標準的4年制學院前兩年的課程教學,學生完成的學術課程(academic courses)學分可以在4年制學院或大學轉換。二是提供職業和技術教育,學生獲取副學士學位或證書後直接就業。與1970年相比,2018年2年制學院註冊學生增長了1.48倍,高於4年制高校學生的漲幅(1.22倍)。2018年,在2年制學院註冊的學生佔到本專科學生總量的34.59%。

  公立高校是社區學院的主體。1950年,公立2年制高校在校學生只有16.80萬人,10年後達到39.36萬人,1970年猛增到219.54萬人,2018年為554.67萬人。其中,51.22%的學生在以轉學為主的高校(High transfer institutions)學習,這些學校接受職業和技術教育(career and technical programs)的學生比例低於30%;14.89%在以職業和技術教育為主的高校(High career and technical institutions)學習,這些學校接受職業和技術教育的學生比例高於50%;33.67%在介於二者之間的混合型高校(Mixed transfer/career and technical institutions)學習;還有1.20萬學生在衞生健康、部落學院等專門(Special-focus)學院學習。而2年制私立營利性、非營利高校的學生分別只有15.34萬人和4.52萬人。

  1970年以來,2年制高校中非全日制學生增幅最大,在高校學生中的佔比從12.71%提高到18.50%,印證了成人與職業教育的快速發展。

  2017—2018學年,有972所4年制高校也授予副學士學位。同時,不少名牌大學都通過建立戰略性合作關係及拓展服務計劃“與社區保持密切聯繫”。賓州州立大學把促使本州的社區生活變得更加美好作為首要任務,芝加哥大學的鉅變之一也是與各種各樣的社區交流,華盛頓大學強調要將大學的知識在最大範圍內轉化到社區服務中去。

  (四)成人與終身學習普及

  成人是公民的主體,也是學習型社會的主體。美國多數高校、包括研究型大學都在成人和繼續教育中發揮了重要作用。2018年,美國學位授予高校非全日制本專科註冊學生634.31萬人,是1970年的3.04倍,同比全日制學生為1.94倍。在非全日制學生中,25歲以上的學生佔到了43.89%,非適齡學生佔比很大。同時,社區、企業、職業協會、娛樂單位、教會、政府、聯邦勞工項目、軍隊、工會、圖書館、博物館和俱樂部等都已成為成人學習的場所。

  NCES提供的成人職業學習(in career-related adult education)最新數據只能追溯到2005年的問卷調查結果。在所調查的12個月期間,美國17歲以上的就業人員1.33億人,有38.8%學習職業或與工作相關的課程(in career-or job-related courses)、1.4%參加學徒學習(in apprenticeship programs)、21.8%學習個人感興趣的課程(in personal interest courses)、73.5%對個人感興趣的內容進行非正式方式學習(informal learning activities for personal interest)。(見表2)

 

  三、思考與建議

  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綱要》提出了“終身教育”的任務。黨的十六大報告強調,“要形成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明確,到2020年要“基本形成學習型社會”。20多年來,我國高等教育快速發展,已從精英高等教育階段步入了普及化階段。但是,長期以來精英教育為主導形成的傳統教育觀念影響很大,對成人教育、職業教育、社區教育、終身教育的認識還有待提高。同時,我國的學習型社會還具有鮮明的特色,一是人口眾多,學習人數基數巨大;二是進入大眾化、普及化高等教育階段相對較晚,成人和繼續教育需求旺盛、矛盾疊加;三是計劃經濟時期創辦的行業高校,更多地考慮國家與區域的需要,而面向社區的需求不足,必須加快轉型發展。

  (一)加強比較研究

  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5%提高到15%用了9年(1993—2002年),再提高到50%以上,只用了17年(2002—2019年),發展速度舉世矚目。2014年,世界上已有42.7%的國家毛入學率超過了50%。建設學習型社會,既要做好縱向比較,充分肯定成績,增進自信自強;也應加強國家間的橫向比較,清晰我國在世界高等教育發展中的座標和方位,完善教育數據的收集與方法,避免人云亦云、似是而非。

  2018年,經濟合作組織(OECD)國家25~64歲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平均比例為36.9%,比2000年提高了14.6個百分點。其中,加拿大比例最高(57.9%),其次是日本(51.9%)。2000年至2018年,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變化最大的是韓國,提高了25.2個百分點。從位次變化看,韓國從第12位上升到第3位,而美國從第2位降到第4位。

  2018年,OECD國家25~64歲人口中,獲得最高學位為副學士的為7.6%,美國為10.7%,最高為日本(21.3%);學士為17.5%,美國23.6%,最高為日本和韓國,都是30.7%;碩士為12.7%,美國11.2%,最高為波蘭(23.5%);博士為1.1%,美國2.0%,最高為斯洛文尼亞(3.8%),體現出各國高等教育結構差異。

  NCES的上述數據沒有涵蓋中國,但從相關信息看,我國18~19歲人口在高校學習的比例,2017年已高於OECD國家平均水平,但與其20~22歲人口相比還有差距。(見表3)同時,我國18~22歲人口在高校學習的比例與韓國、俄羅斯、美國相比,都有一定的差距,特別是22歲人口在高校學習的比例下降幅度和差距都較大,原因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另外,2019年我國小學以上學校在校生2.34億人,其中高校學生佔比17.10%,該比例是高校擴招之前的6.17倍。相比較,1959年,美國高校註冊學生佔到當年小學以上學生人數的8.18%,1985年提高到21.40%,2017年為26.03%,公民受教育的層次持續提高。

  (二)轉變教育觀念

  步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高校學生的數量和佔比還有上升的空間,但量變是表現,質變是根本,終身教育、終身學習等概念相互交織,各類學校、多種教育機構和學習場所的功能進一步拓展。當前,我國“上大學難”的問題基本得到解決,而“上好大學難”的矛盾更加凸顯,不能簡單延用只針對少數人的 “精英教育”的質量標準來衡量終身教育,而是要以動態和開放的眼光審視質量評價體系,堅持正確的價值取向和培養導向,聚焦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能力,優化對“辦學理念、培養定位、生源質量、培養過程、課程體系、畢業生達成”等多視角多方位的評價。“雙一流”建設高校也應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成人和職業教育。

  美國高等教育的博雅目標與實用目標“一直不融洽”,加之在校學生人數增加和成本增長,成人與職業教育的質量長期遭受質疑。1910年,哈佛大學設立“課程推廣委員會”,以使學校的優質教育資源能夠為社區所用。哈佛推廣學院(Extension School)從創建起,就開放註冊、沒有入學考試,不要求學生住校,公眾可以為充實自己或職業提升,自由註冊學分或非學分課程。20世紀末,該學院已使約50萬人獲得了學習哈佛課程的機會。但在哈佛大學的發展歷史和人物傳記中,大多都忽視了這一點,使得推廣學院被稱之為“黑暗後面的哈佛”(Harvard After Dark),既指該學院大多在晚上授課,更寓意成人與職業教育處在哈佛諸多光環的陰影之下。

  建設學習型社會,公民通過教育改變和掌握自己命運的需求強烈,基於興趣和愛好的學習也會成為生活的組成部分,職業教育、專業教育、技能教育等概念界定不清,並經常不加區分地混用,在線教育的發展和普及,更加使得學習衝破了傳統學校教育的界限,不少人都需要、也有條件通過職業教育進行再學習,也應提倡基於“個人興趣與愛好”(Individual interests and hobbies)的終身學習。如表2所示,美國專業博士學習職業教育課程和以非正式方式參加個人感興趣學習的比例,在成人教育中都是最高的。在我國,除教育部公佈的成人高校統計數據之外,幹部職工的培訓規模和強度都很大,黨校(行政學院)、社會主義學院、職工大學、老年大學等的學習人數和課程眾多,成為學習型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也都應進行科學統計,加強宣傳和比較。

  (三)促進成人與職業教育發展

  美國的中學教育還是以打基礎為主,職業教育佔比很小。2016—2017學年,在職業中學註冊的學生僅佔中學生總量的0.90%,職業教育更多的還是在高等教育階段實施。伴隨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即使在同一單位、甚至同一崗位工作,對職能的要求也在變換,學校所學的知識不斷老化,不少人還變換就業單位和專業,因此,必須把職前學校教育與就職後在崗學習有機結合。2005年,美國17歲以上的就業人員中有5175.4萬人參加了職業或與工作相關的課程學習,人均2.10門課。其中,45~49歲就業人員參加該類學習的比例最高,達到45.0%。同時,有6.6%的副學士、6.3%的學士、14.5%的碩士、9.7%的博士學位獲得者回到高校參加非全日制高等教育學習。

  2018年,美國授予的副學士和學士學位中,副學士學位佔到33.81%。2019年,我國專科畢業生627.44萬人,佔到本專科畢業生的52.11%,規模和佔比均高於美國。同時,我國成人本專科畢業生213.14萬人,佔到本專科畢業生總量的17.70%。由於中美兩國關於成人和職業教育的統計方法差異,相關比較還需進一步深入。

  伴隨學習型社會的進程,對於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的定位將更加明晰,要建設中國特色職業教育體系的實施路徑,構建成人學習和職業教育的學科和科研體系,深化學術討論,為推進學習型社會高質量發展提供學術支撐。

  (四)加大教育投入

  2016年,OEDC國家教育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平均為5.0%,佔比最高的國家是挪威(6.5%),其次為新西蘭、英國、美國、以色列,均在6.0%以上。其中,政府教育投入佔GDP比例平均為4.0%,比2010年降低了0.4個百分點,佔比最高的還是挪威,達到6.3%,其次為芬蘭、比利時、冰島、瑞典,都在5.0%以上;私人教育投入佔GDP比例最高的是澳大利亞和美國,都是1.9%。高等教育投入佔GDP比例平均為1.5%,佔比最高的是美國和智利(2.5%),其次為加拿大和哥倫比亞,都高於2.0%。

  2019年,我國教育經費總投入佔GDP的比例為5.06%,其中財政性教育經費佔GDP的比例為4.04%,連續8年保持在4%以上。學習型社會教育資源配置的壓力更大,教育投入還應增加,資源使用效率還要提高。中央財政應持續增加教育投入,完善中央高校預算撥款制度,優化投入結構,繼續向困難地區和薄弱環節傾斜,支持地方政府逐步提高生均撥款水平。同時,進一步完善政策吸引民間資本,擴大教育投入渠道和規範管理。

  建設學習型社會,具有時代特徵和階段性特點。當前,我國既要面對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新任務新要求,又要回應快速步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的新形勢新矛盾,需要不斷更新教育觀念,完善多樣化的教育類型、層次結構、辦學模式和投資體系。應充分發揮高等教育在建設文化強國、人才強國、體育強國、健康中國中的作用,堅持立德樹人根本任務,深入改革創新,不斷提升人口素質、提高生活質量、促進社會發展,完善終身教育和終身學習制度,增強職業技術教育適應性和靈活性,深化職普融通、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擴大高等教育的對象、豐富教育內容、改進教育方式、提高教育質量,更好地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廣大人民羣眾的需求,辦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校,為建設學習型社會作貢獻。

  作者:張煒,西北工業大學黨委書記、教授;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

  原文刊載於《中國高教研究》2021年第3期第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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